本文作者：汪子子

引子

哥特（Gothic）—词最早起源于北欧的哥特部族，被认为是“野蛮、恐怖、无知、愚昧”的代名词。随着历史发展，“哥特”从建筑开始，在文学、音乐、电影等领域不断融合演进，成为欧美国家特有的亚文化形态的符号指称。

年《沉默的羔羊》小说在英国出版时，有英国评论家将作者哈里斯称作“当代英语哥特小说的最好典范”。

根据哈里斯小说翻拍的“汉尼拔三部曲”（《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红龙》）系列影片，同样成为影史上备受追捧的经典之作，但笔者认为经过编剧、导演的二次创作之后，“汉尼拔三部曲”还不足以被定义为“哥特电影”，且“哥特电影”当前还未成为一个能准确定性的概念。

不过，在三部电影中，人物塑造及造型风格带有浓厚的“哥特”表征，并鲜为人讨论，故本文以此角度探究哥特美学为此系列电影带来的独特魅力。

一、哥特风格的造型表现

（一）冷血阴森的人物形象

在电影中，哥特风格在人物造型方面主要用于塑造反派人物。三部曲中的主要反派有：汉尼拔莱科特、水牛比尔、梅森韦尔热、弗朗西斯多拉德。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惯用方式有：运用长焦特写突出面部表情和面部特征，放大人物的面部，借用表情和面部细节塑造骇人、惊悚或疯癫的形象；除此之外，运用影调对比突出人物在环境中的形象，同样能够将人物的黑暗、病态及神秘感彰显无异。

在《沉默的羔羊》《汉尼拔》《红龙》中，汉尼拔有大量的中心构图特写镜头。光源来自侧面的一处，将脸部分为明暗有别的两部分，使面部具有强烈张力，树立人物阴森、理性又克制的形象。

电影还通过镜像的方式，将人物的面部特写投射在玻璃上。《沉默的羔羊》中，史达琳的脸位于画面右侧，左侧的玻璃上映出汉尼拔的脸，模糊的脸在冷色影调中显得阴森又冷血。

类似的画面在《红龙》中，威尔与汉尼拔的对话场景中也有出现。

水牛比尔在缝纫人皮时，镜头中面部局部大特写可以看到他病态和凶残的表情，异装时，出现了他带着人皮假发描眉的特写。

梅森被汉尼拔毁容的脸在特写镜头下有着强烈的恐怖感，大光比也暗示着人物性格的冷酷和不择手段。

多拉德的面部做过唇裂手术，成为他自卑的其中一个原因，在特写镜头下，手术形成的疤痕和他的眼神将他的偏执和敏感的进行了放大。

“特写镜头往往能将演员细微的表情和某一瞬间的心灵信息传达给观众，常被用来细腻的刻画人物性格，表现其情绪。有时也用来突出某一物体细部的特征，解释特定含义。”[1]在这三部影片中，特写镜头往往被用来人物对话或是某些特定的人物动作中，且镜头时长较长，给观众以足够的时间进入演员的表演。

“在一部影片中，一系列场景的光比主要倾向是形成它的造型风格的因素之一。”[2]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三部影片均使用了较大光比，明暗对比相对强烈，使得情绪传达偏向阴冷和紧张。

这是哥特式风格的典型表现，像《诺斯费拉杜》、《乌鸦》或是《理发师陶德》、《剪刀手爱德华》等经典的哥特风格电影，也都具备相同的大光比特征。

（二）暗黑压抑的色彩运用

哥特影像在色彩上给人以阴郁压抑的感觉。电影从曾经的黑白影像跨越进彩色影像起，色彩便成为了电影里一种极为重要的视觉符号。“色彩即思想”，色彩对影像风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整体色调上，哥特风格呈现出以黑色、灰色、绿色、红色、蓝色等为基础的比较暗的基调。

“汉尼拔三部曲”中，色调的运用是多种的，在不同场景中，使用不同颜色和色调衬托人物和环境整体性。本文将列举较为典型的几个案例。

首先，红色是哥特影像中必不可少的颜色，受“红色为血”的基本经验影响，红色在哥特风格中有着生命力、死亡、杀戮等含义，在《沉默的羔羊》中，医院探望汉尼拔，大片红色运用在监视区域，带有警示的意味，渲染紧张气氛。

而在史达琳走近汉尼拔的玻璃房时，周围环境以暗红色调为主，相较之前大片红色的运用，这里红色主要运用在两侧的墙壁上，多了一份冷静和残酷，暗示史达琳忐忑的心境。

不过在《红龙》中，威尔第一次走近玻璃房时，有着几乎同样的镜头，影调换成了蓝色，强调环境的冰冷和威尔的恐惧感。

红色更明显的运用在于表达或暗示死亡，影片中多次出现。除了直观的血液之外，在即将发生命案的地方，往往可以看到布景中特意放置的红色意象，用来暗示即将发生的悲剧。

其次，影片开场往往运用灰色和雾气作为整体色调的铺陈，压抑的气息从开始便扑面而来。灰色的雾将人或物笼罩起来，画面朦胧又神秘，在哥特小说或电影中，雾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象，往往伴随邪恶而来，渲染阴森、诡异的氛围。

《沉默的羔羊》和《汉尼拔》开场均使用了清晨灰色带雾的天空，作为剧情发展的情绪铺垫。

除开场之外，在影片剧情发展中，用灰色和雾感制造恐怖氛围，同样十分常见。

透过磨砂玻璃看到的吊起来的尸体，以及在雾气中隐约可见的哥特式城堡，死亡、恐惧和案情的扑朔迷离铺陈在眼前。

再有，熟悉的常识中，绿色代表着生命和希望，但绿色有时带有负面的象征意义。在绘画中，绿色是毒药的颜色，因此在欧洲有“绿色魔鬼”一说。

绿色是焚光的颜色，极具神秘色彩。哥特电影喜欢利用绿色与黑色的结合制造神秘感。最典型的绿色使用在《沉默的羔羊》高潮段落，史达琳在黑暗中与水牛比尔搏斗，水牛比尔的夜视仪主观镜头中，绿色眼镜里透出史达琳的紧张与恐惧，让观众的情绪达到紧张的顶峰。

与其他哥特风格影片相似，“汉尼拔三部曲”中，夜景场景多于日景，因此黑色作为哥特的主题色从未缺席，不过对于黑色的精心设计相比其他色彩稍显薄弱，在此没有多加赘述，而是选取了以上更加明显和突出的色彩进行分析。

这些色彩的设计与使用为影像风格的确立和影像美学的形成做了成功的铺垫。

（三）精准细致的细节刻画

提到哥特美学，不得不提哥特元素。在哥特文化中，象征冷酷、黑暗、死亡、反叛的物件在电影中比比皆是，它们不仅仅是电影中的重要道具，同时也是解读人物、关联剧情的关键符码。

汉尼拔画中扭曲的城堡、居住的华丽居所、越狱后工作的教堂、水牛比尔精心养育的骷髅蝴蝶、多拉德背上的红龙刺青……在这些场景、道具的参与下，哥特美学所代表的死亡诗意，为影片在哲学和审美层面，增添了浓厚的解码趣味性。

二、哥特文化的意识传达

哥特文化自诞生起就被打上了“野蛮”、“异类”和“恐怖”的烙印，自18世纪哥特小说产生和19世纪哥特复兴起，哥特文化的上述因素促生了反叛的精神，承担起了批判现实的责任，表现了不同俗流的面貌。

[3]“汉尼拔三部曲”中，没有明确交代电影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通过汉尼拔在年目睹妹妹被人烹食进行推断，故事大概的发生背景应该在20世纪80-90年代左右，在80年代世界经济和思潮大变革的这一时期，影片是否对现实有着某种明确影射这一点暂且不述，但影片中对骇人听闻的食人情节的另类展现，对异类人群的细致描绘，以及对于司法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批判，充斥着浓厚的哥特气息，善与恶的对抗以及对主流的反叛成为电影的不二主题。

（一）食人文化

食人是“汉尼拔三部曲”中非常重要的情节，这种看似只存在于蛮荒文明、战乱年代和恐怖小说中的情形，在电影中摇身一变成为主要叙述对象，将亚文化置于主流文化中进行揭示与讨论。

从文化层面上讲，食人是一种超越了暴力、谋杀之外一种人类间最恐怖且最为人唾弃的禁忌行为，在哥特文学和艺术中，出于对死亡的迷恋、对恶魔的追寻，食人者和食人情节常有出现。关于食人者与食人行为的展现也成为哥特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小说和电影中塑造了汉尼拔莱科特这一角色，Hannibal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食人者（cannibal）的重要暗示。汉尼拔莱科特是一位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精英分子，有着优雅迷人的外在行为与食人的内在野心，一个善良人性与邪恶灵魂的矛盾共同体。

在电影中，他一直作为整个司法系统的对立面存在，完成了一个个对司法系统的报复，并不断地逃脱法律的制裁，在食人的标签背后，汉尼拔的遭遇与行为，形成了法律与道德，正义与邪恶的博弈，彰显了人性与欲望的多变和复杂。

汉尼拔一方面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拥有许多高雅的精神层面的爱好。他热爱古典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甚至精通医学、数学、物理、天文学等，这些从电影中展现的他不俗的品味和得体的举止中均不难看出。

可以说如果忽略他食人的一面，集众多优点为一身的汉尼拔一定是主流文化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汉尼拔三部曲”的前史，电影《少年汉尼拔》中，曾经对他食人的行为做过一番解释：汉尼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二战期间目睹父母惨死，妹妹米莎更是被饥饿的士兵煮熟后残忍分食。后来，在汉尼拔为妹妹复仇的过程中，他先后杀掉了当年杀害妹妹的士兵，也吃掉了他们身体的某一部分。从此，汉尼拔走上了杀戮和食人之路，并且这种杀戮某种意义上都存在一种看似合理的报复情境中，食人是报复的最终手段。

威廉阿伦斯在《食人之谜》中的提出：食人文化也许并不是一种仪式，而是用于证明自己高于他人的优越性的方式。在文本中，汉尼拔的欲望纾解超越了理性，需要通过谋杀、食人等极端行为来实现。他似乎是每个人都可能在美国街头偶遇的普通白人中产分子，代表了构建美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可是这样一个看似彬彬有礼的中年男性，内心却藏匿着翻涌的邪恶。

因此，汉尼拔的形象带给人们的是更为近在咫尺、难以自保的恐惧。

（二）“异类”人群

“汉尼拔三部曲”展示了三种异类：《沉默的羔羊》中用人皮做衣装的水牛比尔、《汉尼拔》中被汉尼拔用致幻剂迷惑，半身瘫痪且毁容的虐童癖梅森和《红龙》中分裂出红龙人格，以杀人作为献祭的“牙仙”多拉德。这三类人均是“异类”，而“异类”却不是生而为此，他们都有惨烈的童年和少年。

水牛比尔对自己性向的怀疑，医院的多次拒绝，萌发了他对于变性、对于“蝴蝶”式蜕变的迷恋，于是他猎杀少女，剥去她们的皮制成美丽的衣裳，将阴茎夹在双腿之间模拟“阉割”，在镜子前自我欣赏以获得满足。

多拉德因为年幼时受到祖母及继父母的虐待，在看到布莱克所画的红龙后，分裂出了红龙人格，杀掉家庭成员，凌虐成员中母亲的尸体，得到身体和精神的满足。

在笔者看来，这些形象虽然被塑造的冷血和残酷，最后在汉尼拔的帮助下绳之以法，但这恰恰是对主流价值的一种怀疑与反叛。

主流社会推崇的美好价值体系，在这些异类的身上并没有体现，相反他们是自幼受到主流抛弃的边缘群体，以至于最终走上一条与之对抗的欲望宣泄之路，“异类”之所以能成为“异类”，并使主流之徒束手无策，与主流之无作为不无关系。

除此之外，影片中塑造的史达琳和威尔，看似站在主流之中，实则是另一种“异类”。史达琳聪明、坚韧，她坚持正义，守护“羔羊”，却无法在司法制度内发挥能力，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力。而威尔，作为成功抓捕汉尼拔的侦探，是传统概念中的英雄，实际上却也是一个“反英雄”角色。

《红龙》中，他能够深入理解犯罪者的心情，因为他身上有罪恶的本性，所以汉尼拔对他说：“你抓到我因为我们俩很相像。”影片的最后，威尔再次死里逃生，与家人乘船远航。

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作出身份选择”。

[4]影片中，呈现了人性善与恶的复杂杂糅，无论是食人者、异类或是英雄，都存在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善恶边界的模糊，显现出更真实与复杂的人性百态和社会百态。而这种善与恶的纠缠所形成的美感，正是哥特文化和哥特美学中最重要的表达。

三、电影表达的局限之处

不可否认“汉尼拔三部曲”无论是小说或是电影，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相比较电影，小说的哥特风格显然更彻底，大概与电影本身承载容量有限，且需要照顾观众的情绪有关，在《汉尼拔》这部电影结局的处理中，存在局限之处，削弱了其哥特风格的彻底性。

原著小说中，汉尼拔莱科特作为小说中的罪犯，实际上更是一位“反英雄”。通过他人物的命运变化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一种“证伪”，他有着属于反派的缺点同时具有英雄气质。他惩罚虚伪贪婪的司法系统人员，保护被伤害的史达琳，他的形象标志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情结，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怀疑，以及对个人理想的思辨。

小说和电影《汉尼拔》将焦点集中于史达琳与联邦调查局代表的司法系统的冲突。

汉尼拔深知其司法系统组织内部已经腐坏，在小说《汉尼拔》的结尾，汉尼拔催眠克伦德勒后，打开他的头骨，用他的脑子做出了一份鲜美的佳肴供他和史达琳甚至克伦德勒自己享用，史达琳愉快地吃下，意味着她对不合理制度的彻底失望与道德转向。

而在电影《汉尼拔》的结尾中，史达琳在血淋淋的大脑面前拒绝了汉尼拔想要带走她的意愿，并用手铐铐住了他，汉尼拔最终砍断了自己的左手，一个人离开。相比较之下，小说的结尾更强烈，是一部哥特小说想要最终呈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彻底的反叛，同时满足了读者对于史达琳释放自我的期待。

电影则偏向于保守，不知是否受到雅皮士风潮的影响，弱化了哥特精神的力度。

结语

《沉默的羔羊》、《汉尼拔》和《红龙》，受原著小说影响，在进行影像呈现时，保留了其哥特风格的许多特质，让观众在银幕上欣赏到了哥特风格与文化带来的浪漫主义的反叛美学。

虽然影像在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人物的塑造、对场景的再现和对细节的把控，都很好的将哥特美学融入了电影中，并与其他元素合理结合，完成了叙事和表意的使命，贡献了影史上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

哥特美学的惊悚、诡谲、浪漫、叛逆，与“汉尼拔三部曲”相辅相成，成就了永恒的经典。

参考文献：

[1]《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年，第页

[2]同上，第页。

[3]马逸尘：《运动意识反叛精神——哥特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载《兰州学刊》年第5期。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32页。